对于宋阳来说,这次用奇幻的方式讲一个喜剧故事是给了他不少压力。“大片不是我追求的效果,但影片因为跟超能力有关,为了能够与国外超能力题材的电影进行区分,做中国本土化超能力的落地,就考虑做出童话感,这就必然会让影片的制作成本升高。”宋阳也坦言,奇幻喜剧在制作成本上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,但是奇幻喜剧也具备着其他喜剧类型没有的空间和优势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,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,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。剧中,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,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,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,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。不过,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,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。例如,剧中的“小叔”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,早年便闯荡深圳、探索个体经济,堪称时代的弄潮儿。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,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,开起了炸鸡店,过上了安稳的余生。在《我们的日子》里,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,家庭是最终的归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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